1800年，烟花不变，傩舞不变，古城不变；1800年，城乡巨变，经济巨变，万载巨变。抚今追昔，沧海桑田，精彩蝶变，风华正茂。千年万载今胜昔，天翻地覆慨而慷。

值今年建县1800年之际，万载发布推出“古今万载”栏目，看云卷云舒，听潮起潮落，古今万载事，今朝更好看。勤劳朴实的万载人民正按照“融入宜春、聚力园区、双城联动、特色彰显、宜业宜居”工作思路，奋楫扬帆正当时，砥砺前行再出发。

明清时持续进入万载的闽粤赣客家移民，是其时政治、社会、经济状况的综合产物。他们多以结棚而处，凿山种麻，春来冬归，于是史称“棚民”。

1.租山购地，客家人定居万载明清时期大乱之后的万载“土旷人稀，多募客佃”。康熙《万载县志》卷三《风俗》记述雍正年间万载本地风俗时曰：常见有市民田连阡陌，募客民佃耕，岁收籽粒以资赡养，足经季不履田亩。甚有纨绔之子，不知田在何处者。欲其常处丰饶得乎？所以时至征输办粮，糊口不足、贫乏无聊者，则比比皆是也。

编修者告诫说：“力勤则瘠变为饶，游惰则饶变为瘠”。施闰章考察地方风土人情后所作的《麻棚谣》也说：“土人拱手客种禾，杀牛沽酒醉且歌，满眼芜田奈尔何”。从诗中可知，战乱之后万载人少地多，土著地主无须辛勤耕作，比较懒惰，只知放佃收租，不问田事。稍有不当，田地就会落入他人之手。

对于移民而言，他们能够以较低的租金租种土著的大片田地，或能够较易地获得土地。移民通过精心经营而购买土地成为地主者，在万载也并不鲜见。如后来发展成为移民大族的深塘钟氏，其始迁祖钟泰清，“其迁万载则三十有九矣，始居黄茅，俯仰终苦莫给，若曰：犹吾长宁之景象也”。于是四年后迁来深塘，“公初耕郭田，家人犹极苦……田庄终公之世已称日新”。表明钟氏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拥有一定的田产，为家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。

“棚民”向山主租山后,人无闲民,地无遗利。后来,棚民或购置庄屋，或另辟房舍，逐渐挈妻小定居，“占美田宅，与土著争富”。

2.引进红薯、稏禾谷，成为重要食粮万载移民比赣州、闽广地区，其地理环境与生产生产习俗与赣西山区极为相似。他们从家乡带来优良的水稻品种，如俗称“赣州早”的“百日占”以及晚稻“稏禾谷”。同治《袁州府志》卷一之二《土产》载：“谷之属，占谷，万载香米来自闽广，所收不及他种之半，故罕艺者”。这个晚稻品种在嘉庆初年自闽广传入万载，通常在早禾收割后种植，其特性是耐旱，因此传入后推广较快。另外，番薯也是由福建移民传入赣西北山区的，在万载县，番薯“乾隆初来自闽广，土人种之以代饭”，或将它切细晒干磨粉作杂食，道光《万载县志》卷十二《土产》谓之“薯粮”。

玉米、红薯是耕山客家可靠的主食之源。“闽粤来此耕山者，携其泛海所得之苗种之”，他们或“朝夕裹腹多苞粟”，或“经岁不米饮，习以为常”。此时玉米、红薯已经为山区适应新经济因素增长，提供了新的丰富资源。

3.培植苎麻、油茶林，成为主要经济作物移民除了租种田地进行经营外，主要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资源，进行油茶、油桐、漆树等经济林的培育，其土纸、夏布的生产，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山区的开发和经济的繁荣。

乾隆《袁州府志·风俗》载：“郡昔多旷土，嗣生齿渐繁，垦田日广，要止耕平地，自闽广人至，男妇并耕，高冈峭壁，视土所宜，漆麻薑芋之利，日益滋饶，土人效其力作，颇多树艺。”这些来自闽广的移民擅长在山区耕作苎麻、蓝靛、甘蔗等不同类型的经济作物，日渐丰饶，致使土著亦效仿。

顺治末年，施闰章在《学余堂诗集》卷十九关于万载等地“棚民”的诗句吟道：“山陬郁郁多白苎，问谁种者闽与楚……剥麻如山召估客，一金坐致十石黍。”又云，“闽海多流人，江甸多芜田……保聚使荷耒，缉茅依山原，种蔗复种苎，地利余金钱”。可见苎麻是万载“棚民”主要的商品性作物。

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闽籍移民被逐，万历末年兴起的苎麻业也很快随之衰落。在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所修的《万载县志》中，“物产志”的“苎麻”条下，竟注“今无”两字，可见在福建移民被逐之后，苎麻业衰败何其迅速。雍正《万载县志》卷三《物产》记载，“在昔闽人、乐安人相率开山，插蓝种苎，致起甲寅之乱，平定后各鸟兽散，土著之民拙且惰，宁置不毛”。

万载客家人在经济林的栽培,还有油茶与漆树。正德《袁州府志·土产》即记“茶子树，冬花，子可作油”。在万载，茶油“出二、三、四区，商贩皆聚槠树潭”。油茶林的分布地带与移民的分布区域基本一致，槠树潭（现为株潭镇）是万载最大的商业市镇，同时也是移民的大型集聚地。

4.土纸、夏布，发展为闻名遐迩的特产万载县的土纸生产，以西部山区为中心，是移民赖以为生的主要项目。清前期万载进士李荣陛在《李厚冈集》卷十四《邓公岭经行记》的描述是“棚栅联络百十里，侨民资竹纸为生”，移民向土著租种山场，“岁赋主息十之一”，租额很低。万载的纸业在赣西北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同治《袁州府志》记载“表芯纸”时指出，“万载所出，视他土为良”，“通行南北，商贾皆骤”。又有记载说大桥、卢家洲为表芯纸集散地，商贩皆聚于此。由于表芯纸的生产，推动了万载爆竹的发展。

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，据地方官员调查，定居于万载的客家人，生计大都“或种靛麻，或种茶烟，或佃耕做纸”。他们徒手起家，骤拥雄资，渐渐涌现许多巨商大贾，“计其交易，每岁褒镪不下万金”。如铜鼓的排埠梅洞之蓝氏，在清代由万载转迁义宁州之前，购下万载义宁交界处西坑的三处竹山，子孙世代以造纸为业，最为显赫的是蓝生芳，他最高时开70余纸槽，成为当地大财主。

苎麻的种植,有力地推动了夏布生产。以苎麻为主要原料的苎布（夏布），是万载三大特产之一，也是万载地方向户部缴纳的大宗款项之一。雍正《万载县志》卷六记载，明末清初，中央政府在万载征收的“正脚”款额共银15 550两，其中苎布折银3265两，所占比例很大。同治《袁州府志》记到“苎布”的情况时，也指出万载“土人能纫不能织，机匠皆男工，来自他郡”。这说明移民在万载夏布织造行业中拥有先进的技术，并占于垄断地位。

无数资料表明，在明末清初进入万载的客家人，使原本“不谙于耕山”的土著受益不浅，促进了万载发展。对此，民国《万载县志》卷四之二《食货·土产》作出客观评价：“万载之富，基于土产”。“自温上贵事件以来一百三十余年，人民众庶、财物滋丰，百姓歌舞升平，不知有兵戈之事。”同治《万载县志》卷七《武备武事》记载，在太平天国运动中(1850年-1864年)，太平军在万载所获甚多，军中流传“货物数樟树，银钱数万载”之谚语，将万载与江西四大镇之一的樟树相提并论，从此“富万载”之称广为流传，万载富庶程度可想而知。